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也奠定了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化货币的地位。根据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金汇兑本位制时代。通过这种人为设定的规则，各国货币之间似乎能够完成一曲美妙的协奏曲。然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存在天生的缺陷，在其运行不久就磕磕绊绊，到50年代末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不断积累，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流失，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逐渐降低，美元危机频繁爆发。经过跌宕起伏的6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最终在70年代初解体，世界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浮动汇率时代。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其特殊的信仰，有些信仰有如宗教般虔诚。二战之前的经济决策者对金本位制就存在着这样虔诚的信仰。在二战之后制定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参与者中（凯恩斯、怀特等人），大多经历了一战前的金本位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萧条）的货币混乱时期，这些人对金本位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留恋，对货币关系混乱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厌恶。在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规则时，黄金是一种无法绕开的特殊存在，一个没有黄金发挥作用的国际货币体系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另外，经历了大萧条期间金本位制的破灭，一些国家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破坏了国际贸易往来，人们普遍认为缺乏国际货币合作是大萧条一个重要原因，这使战后货币政策制定者认为应该稳固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避免无序贬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这两条逻辑线索的指引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应运而生。然而最终看来，也正是因为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实行固定汇率，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命运多舛、英年早逝。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就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探讨了保持美元价值稳定与向外提供美元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作为国际化货币，美元要承担国际交易、投资、储备等功能，随着对美元需求的提高，需要美国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美元流动美元性。然而，由于黄金储备有限，过多的美元流动性会破坏美元与黄金之间的等价关系，即美元相对黄金有贬值趋势，美元的价值无法维持。“当海外的美元持有者担心美元不如黄金好，或者出于非经济原因希望持有黄金而不是美元时，危险就出现了。”[1]

 

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对此问题早有认识，只不过没有像经济学家那样进行系统的探讨。1957年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黄金外流，1958年，国际收支问题引起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之后直到1961年，国际收支问题一直困扰着艾森豪威尔剩余的任期。1959年10月，在有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等部门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长安德森警告说，如果国际收支继续出现赤字，对美元的信心将会销蚀，危机将会出现。国际收支赤字问题引起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担忧，寻找赤字根源并消除赤字就是最直接的想法。然而，寻找赤字不仅仅要着眼于经济，还要从政治和战略上入手。

 

经济与政治交织在一起

 

美国在50年代末开始面临国际收支赤字问题，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赤字规模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1957-1963年之间，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总额为184亿美元。但与现在经常项下的大规模赤字不同，在彼时美国的经常项下是有盈余的，赤字主要出现在资本项下。尤其是海外驻军开支，对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战对欧洲的主要国家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几乎成为废墟。美国作为协约国的胜利者，战争对其影响较之英法等国要小得多。战后为了促进北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繁荣，1949年北约成立，这是资本主义阵营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标志，使美国得以控制欧洲的防务体系。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面临的主要对外政策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联邦德国固定在北约体系所建立的政治和军事现状之中。为了“压制苏联、控制德国”，北约体系要求大量美军驻扎在联邦德国（加文，2016）。在国外驻扎军队就涉及到大量的支出，在国际收支上表现为资金外流。巧合的是，驻扎军队涉及到的支出与当时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规模基本相当，这就涉及到了对外战略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平衡，即是否应该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而从海外撤军。然而，撤军就可能无法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并且保持西方国家的团结。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关于是否撤军、采取何种措施来缓解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讨论就不断上演。

 

可以说，国际收支赤字问题一直困扰了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在内的四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曾多次对其顾问说，“最令我担心的两件事就是核武器和国际收支赤字。”林登·约翰逊曾说，“除了越南，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国际收支。”尼克松则对其顾问说，“我不希望受到国际货币问题的困扰。”或许正是不希望继续受到国际货币问题困扰，尼克松政府结束了问题频出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60年代的美元危机

 

1960年上半年，美国经常项目收支有了明显改观，但不断增加的资本外流使国际收支情况愈加严峻。1960年夏季，伦敦黄金市场出现了动荡，黄金与美元之间的兑换关系出现了波动。市场担心即将赢得选举的肯尼迪政府会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美元价值将会降低。10月25日，伦敦黄金市场价格飙升至每盎司40.6美元，金融界笼罩在恐慌气氛之中。在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财政部长安德森通报说，美国的黄金储备马上要低于180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基础已经发生动摇。

 

1965年2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并邀请其他国家效仿法国，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同时，戴高乐呼吁世界重回金本位制。“我们不打算创造别的储备通货，就是黄金。其他都是假话，是用来搪塞我们的东西。”在对待战后国际货币关系问题上，法国似乎是一个不合作国家，或许是因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缺少了一些法兰西气息。当时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在听到学生戴高乐的演讲后说到，“从未听他如此清晰、高深而且熟练地讨论美元、金汇兑本位制及国际货币体系。”（加文，2016）

 

1968年3月上半月，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超过14亿美元。仅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350-400吨的破纪录数字，黄金总库（下面会详细说明）已无法应付如此之大的交易需求。经各国协商后决定，美国及黄金总库不能再按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官价在自由市场上供应黄金，即不再维持黄金官价，黄金市场听其自由上涨。放开自由市场的黄金兑美元的比价，实际上就意味着黄金本位制的结束，开始了美元本位制时期。

 

针对频繁爆发的美元危机，美国政府也寻求多种措施来解决危机，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最终没能挽救具有先天缺陷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其缺陷可以被看得一清二楚，处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中的人们虽然对其缺陷也有认识，但苦于对脱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关系该如何安排并没有清晰认识，所以最优的选择似乎是继续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进行修补。

 

解决之道

 

与我们所熟知的说法不同，在战后的货币体系运行过程中，美国并没有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表现出特别的痴迷，反而因为国际收支赤字不断受其困扰。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日益增加的美元随时可以兑换称黄金，这是悬在美国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许多美国决策者愿意通过牺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享有的优势来结束这种脆弱性（加文，2016）。

 

如何解决国际收支赤字所导致的对美元信心下降问题？当时，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看法。财政部认为应该采取包括从欧洲撤军在内的措施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从而维持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地位。国务院则认为从欧洲撤军不是正确的选择，而应该从其他地方着眼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甚至是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防部则倾向于财政部的建议，认为从欧洲撤军也是一个备选方案。外交战略与国际收支的矛盾似乎无法有效调和。

 

要求德国进行补偿。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美国在德国驻扎了6个陆军师。如果在德国驻军问题对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应该要求德国对美国进行补偿，这是很直接的想法。然而，德国并没有认真执行补偿协议。1965年，时任美国财长福勒在一份备忘录中提醒总统，德国已经严重拖欠了其补偿支付，德国似乎要摆脱补偿支付协议。

 

黄金总库协议。为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关系，1961年，美国联合英、法、意、荷、比、联邦德国和瑞士等7国达成建立黄金总库的协议，决定汇集部分黄金作为后盾，以应付国际黄金市场暂时的对黄金的大量需求，其目的是在伦敦黄金市场维持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方价格。黄金总库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1961—1963年美国黄金头寸只下降了13.5亿美元。1967年7月，法国宣布退出黄金总库。1968年3月，爆发抢购黄金特大风潮，半个月间美国流失黄金14亿美元。3月15日，伦敦黄金市场被迫关闭，黄金总库宣告结束。黄金总库关闭后，非官方黄金市场价格可以自由浮动，各国官方之间仍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进行黄金兑换，黄金价格出现了“双轨制”。

 

创设特别提款权（SDR）。为了解决黄金供应不足，同时确保提供足够的流动性，美国提议设立一种称为特别提款权的新型 资产。美国人设想，SDR不是一种信用，而是真实的价值储备，能像黄金和美元那样可以转让。但法国强烈反对，法国人认为任何新的工具都应该只是一种信用，最终还是要用像黄金这样的通货来偿还债务。法国人认为SDR只是美国人的一种伎俩。最终，1967年9月，一个更接近美国设想的SDR协议被各国接受（加文，2016）。

 

尼克松冲击

 

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经常项目上所实现的国际收支盈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本项目和政府海外开支所造成的逆差。但随着经常项目盈余的逐渐降低，弥补逆差的能力越来越小，1968年，美国经常项目盈余只有可怜的6亿美元。到尼克松上台之后，经常项目盈余已经消失殆尽。基辛格在1969年6月谈到国际货币问题时，承认“我们已经踏上了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漫漫长路”。

 

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在1969年有一定程度缩小，但在1971年上半年又出现大幅提高,国际收支逆差规模达到了220亿美元。为摆脱国际收支赤字的困境，减缓美元暴跌、黄金大量流失， 尼克松采取时任财长康纳利的建议，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对外采取了两项措施：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强烈反对关闭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则认为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是不明智的。

 

外汇市场在1972年一直在不停波动，1973年1月美国再次出现大量美元外流。2月，沃尔克秘密出访东京，要求日元至少升值10%。新任财长乔治·舒尔茨曾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其对自由浮动汇率有一种特别的倾向。实际上，当时的欧洲和日本都希望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固定汇率体系，但舒尔茨向世界宣告，美国作为全球支付体系看护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也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在苟延残喘若干年之后，正式结束了生命。

 

小结

 

可以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从一开始就处于维持其生命的状态，尤其是从50年后期开始，它只有依靠一系列暂时措施才能继续存在下去，而这些措施从长期来看都是无法为继的。无论是要求德国补偿、还是黄金总库和SDR都无法解决美元与黄金挂钩所产生的难题，也无法维持各种货币之间固定的比率关系。

 

早在60年代中期，学院派经济学家就针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提出过一些解决的设想，其中就包括浮动汇率，汇率自由浮动将会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决策者都认为，浮动汇率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将会破坏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欧洲决策者认为浮动汇率会使其持有的大量美元贬值。从这一点看，浮动恐惧实际上早就存在，而不只是现在一些采取固定汇率制国家特有的现象。

 

在国际社会，很多时候政治与经济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政策背后会有政治力量的考量和博弈。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之维持既有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有政治关系的考量。50年代后期，欧洲驻军产生美元和黄金外流一直是困扰美国政府的难题，但撤军又会影响到外交关系和战略考虑。当然，从本质上看，即使美国从欧洲撤军，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来说也只能是小修小补，最终还是无法逃脱终结的命运。

 

[1] 引自《黄金、美元和权力》，弗朗西斯·加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