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或者说工业革命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世界各个地区的人们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几百年如一日，只是在温饱水平线附近摇摆。而且，在近代以前经济发展受到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如果某一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则会促使人口增长也会较快，把人均收入水平再次拉低，总体来看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大的变化。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只是一个近代现象，更确切地说，以工业革命为开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局面。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和自然的，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促使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增长差异问题进行持续研究。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近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更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福祉的重要事情。较为系统的讨论经济增长问题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在经济学研究中或多或少的都会论及到经济增长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olow(罗伯特·索洛)开启，经济增长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经济增长理论迎来了新的研究热潮。                

从学术研究来看，现在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在适当制度所提供的有效激励框架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创新、研发以及由此引致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要实现长久的经济增长要靠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但索洛的研究却是从要素积累开始的。  

                  经济增长(发展)研究概览

（一）索洛模型。索洛的开创性工作是其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索洛用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基础模型是Y=AF（K,L），其中A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生产函数F（K,L）是一次齐次的，要素的作用是边际递减的。在给定这些假设的条件下，随着人均资本的提高，产出水平也逐渐提高，但在要素积累产出边际递减的作用下，经济会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均资本积累水平，之后经济再要实现增长就要靠外生的技术进步A来实现。很显然，索洛并没有深入研究技术A是如何进步的，那么通过假设A来解释经济增长显然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

索洛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收敛”，即人均资本离稳态较远的国家会增长的较快。那么索洛模型的预测效果怎么样呢？Barro和Sala-i-Martin(1992)利用美国各州的人均收入数据研究表明，贫穷的州经济增速显著快于富裕的州，也就是说，经济确实存在收敛。Mankiw, Romer和 Weil (MRW，1992)的研究表明，原始的索洛模型能够对于人口、储蓄对经济的作用方向提供解释，例如人口增长率提高、储蓄率降低会降低经济的稳态产出水平，但无法很好的解释各国增长差异。MRW利用包含人力资本的扩展索洛模型研究了各国经济的收敛性，结果表明，将人力资本包含到模型中之后，索洛模型的对于各国增长差异的解释能力显著提高。

（二）内生增长。为了解决索洛模型将技术外生化问题，从80年代后期Lucas、Romer（此Romer非MRW中的Romer）的开创性工作开始，经济学家考虑把经济增长的机制内生化，而不是通过假设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由经济中的行为人和厂商最优选择形成的。Lucas着重考虑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而不像索洛那样只是简单的假设劳动力技能不变。经济中的行为人会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的最优投资，从而促使人力资本持续提高，这就可以推动经济实现稳步增长；Romer则研究了受利润驱使的研发问题，技术进步是由厂商受利润驱使的研发来决定的。随后，Aghion和Howitt等人对内生增长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研究。具体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可以根据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将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

（三）制度重要。内生增长理论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看似自洽的解释，但是内生增长理论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如果说研发问题能够解释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技术进步较快，有些国家却十分缓慢呢？可能还是有其他因素影响包括创新和研发在内的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因素。North、Rodrik、Acemoglu等人认为，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而在很多经济增长模型中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假设市场是有效的，要素能够实现最优配置，制度是最优的，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这显然与现实相悖，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环境明显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毫无疑问，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框架和激励机制，不同的制度产生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制度为人们提供了行为准则和激励机制，人们会在制度的约束下作出最优选择。增长友好型的制度会促使人们作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选择，而坏的制度则会产生明显相反的效果。

（四）增长友好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那些能够在长期保持良好经济表现的国家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就，是它们采取了市场导向型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确保了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仔细想来，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有道理的，但制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些国家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而另外的一些国家的制度体系却依然千疮百孔？看来经济增长问题还是没有找到最终的源头，还得继续向前推进。Acemoglu和Robinson在《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认为，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制度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形成具有偶然性，一些偶然因素促使了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制度，从而导致了迥异的发展结果。

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过程中，最常引用的两个实例是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的经济增长差异。这两个地区为制度是重要的提供了最鲜活的例证。以朝鲜和韩国为例，在二战之前，朝鲜和韩国是一个国家，具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二战导致了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这也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目前，韩国已经跨入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而朝鲜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连温饱问题都尚未很好的解决。这似乎也符合Acemoglu和Robinson在《Why Nations Fail》中提出的“制度漂移”（Institution Drift）假说，制度发展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冰块，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距离会越来越远。

（五）环境决定经济发展。与制度偶然性相对应的另一种观点是Diamond（贾雷德·戴蒙德）提出的见解，他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理解世界不同地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差异，他认为世界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直接决定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贾雷德提出：“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如此看来，贾雷德的观点颇有地理决定论的意味。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地区的联系较少，各个地区受当地特殊环境因素影响，可能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

（六）地理因素是重要的。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Morris（伊恩·莫里斯）则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他站在长达5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上，指出为什么西方的统治地位既非长期注定，也非短期偶然。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何在落后的情况下，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与贾雷德类似，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七）宗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考虑了宗教、文化等精神因素影的响。Weber(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成功与新教盛行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很多学者将韦伯的理论进行了模型化，将资本主义精神包含在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从而使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我国经济学家邹恒甫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八）创新与改进。美国西北大学教授Gordon（罗伯特·戈登）在其新书中《美国经济增长的起落》中认为，实际上美国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一个世纪，而所谓的创新也早在20世纪初基本上都已完成，现在的所谓创新应该称为改进。如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影响最大的技术电力、内燃机、汽车、飞机、电话等等，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都已存在，之后只是在原来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如汽车改进的更加舒适、样式更加漂亮，但汽车的本质并没改变。戈登认为，1870年至1970年的颠覆式经济变革及其创造的辉煌不可再现。在他看来，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开始放缓，不平等加剧、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大学生债务和联邦政府债务不断增加，都将进一步阻碍生产率增长。

                    各种理论都有一定道理

可以说，上面说提到的不同理论和见解都从特定的视角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给予了解释，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意义。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所面临的约束不同，上述理论的重要性可能存在差别。例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对制度作出边际调整）调动闲置要素，实现优化配置，即使没有技术进步，也会因为要素的充分利用而实现经济增长。闲置和错配的要素被充分调动起来并优化配置之后，接下来就是实现要素积累，通过鼓励储蓄或吸引外资实现资本积累，进而使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但当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用尽，如资本回报率很低、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那么经济体面临的约束可能就是生产率的问题，即如何提高要素的投入的效率。此时，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如果提高研发和创新投入，将会拓展技术边界，提高生产率，从而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请注意，在上一句话中我们提到了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实际上制度也是重要变量，有时候制度可能是决定性变量。如果制度存在缺陷，如不能很好的保护知识产权，那么可能挫伤研发、创新的积极性，那么技术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Easterly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把激励搞对，所有经济主体，不管是普罗大众、企业、政府官员还是援助机构，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成功的经济政策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理。

那么，如果制度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改变制度容易吗？一般来说，改变制度很难，尤其是涉及到强大的利益群体之时改变更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制度变革需要领导者具有高屋建瓴的远见和大无畏的魄力；如果内部制度变革无法实现，那么外力也是一种帮助，外力或偶然性因素的冲击，也可能促使制度做出调整和改变。

这就提醒我们，在诊断一个经济体所面临的经济增长问题时，我们要看其面临的最紧迫的约束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拿发达国家的药方来治发展中国家的病。比如，有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要素积累，那么应该鼓励其进行储蓄或吸引更多的外资，而不是首要进行制度改革，如果进行制度改革不成功反而可能使其陷入混乱而无从实现经济发展。当然，要素积累、要素优化配置、技术进步、制度改革等等并没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可以同时进行，但要区别轻重缓急，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突破不同约束的难度迥异

从近代有限的经济增长历程来看，实现由低收入向高收入演变并不是一个自然和容易的过程，二战以来，我们看到只有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绝大多数国家要么是一直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要么是经过一段快速增长之后就出现了停滞（如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就是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实践来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国家突破不同的约束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调动要素的积极性、实现要素优化配置以及要素积累是较为容易的，进行创新和研发则困难得多，尤其是进行前沿研究和创新更为困难，更进一步，改变制度从而改变激励框架是最为困难的，这也导致一些国家在突破一些较为容易突破的约束之后，在面临制度约束时而无法破解，经济也就此止步不前，甚至向后倒退。

从经济演化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要素优化配置乃至要素积累更容易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也就是说人们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这也使得在这一时段实现经济增长阻力较小。随着经济向前发展，可能会触及另外的一些约束，如体制机制以及更根本的制度因素，改变这些因素可能会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而恰恰是这部分人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从而使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改变无法轻易实现。

当然，并不是说经济到此就戛然而止了，理论上来看，如果能够补偿因为制度改变而受损的人的损失，且依然使得另外一部分人变好，那么也存在推动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如果一种变革使受益者所得足以补偿受损者的所失。但是，在现实中这种补偿很难进行，因为受损者的具体损失及获益者的收益很难具体衡量，除非在一个两人世界，这种补偿尚可以试着通过谈判进行。这也导致很多经济体在受到制度约束时，无法做出改变，经济增长举步维艰。

                            小结

经济增长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不会终止，而现实中的各国人民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也不会改变。华盛顿共识曾为落后的经济体开出了一些看似美好的药方，但实践结果却并不如人意。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出推动经济增长的药方，但药方是否对症，还要看经济体患的是什么病，也就是经济面临最重要、最紧迫的约束是什么。

另外，在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货币等因素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真实而持久的影响。在过去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是一个较少考虑的因素，然而，随着金融因素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复杂化，金融因素对于理解经济增长及波动不重要的观点似乎不合时宜了。未来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将会努力将金融因素纳入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